历史上第一位发现生石花的人是威廉姆·布舍尔（William Burchell），他在1811年9月14日在南非普里斯卡东南部发现了该属植物中的一种。以下是他在1822和1824年在他的书《南非内陆旅行》中所提到的：
“从肮脏的地面拾起，这看似是一颗奇怪的卵石，但却被证明为一种植物，该种是日中花属的众多属种中的另外一个新物种，在颜色和外观上与其周围的石头极其相似，且正在生长。”
“石头花，一个非常独特和新奇的东西，与所有的肉锥花可以区分开。”
他命名为该种植物为Mesembryanthemum turbiniforme，意为陀螺形的日中花属植物。但由于布舍尔发现的该种植物在生石花属中知之甚少，以至于无人能够确认该种学名，所以这个一度被称为露美玉的品种已经不在生石花属中，但是从他的图画看，其可能是一种日轮玉（L. aucampiae）的变形。
再一次对生石花属进行详细书面介绍的是在1874年1月，由J·D·胡克（J. D. Hooker）在《柯蒂斯植物学杂志》中作了说明。他称该种植物为M. truncatellum，但其实不然，这个学名对应的是某种肉锥花属的植物。根据胡克描述的该种形态特征，他所介绍的植物实际上是1928年命名的富贵玉（L. hookeri）。因此，该学名无效，并需要重新命名。
另一位有在生石花属研究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是莫里茨·库尔特·邓特（Moritz Kurt Dinter），一位热衷于异国情调的多肉植物收藏家。曾去往南非的瓦尔维斯湾和卢德里茨之间的地区进行科考，并最终定居于该地区，开始大量采集多肉植物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他被迫返回德国。1922年，他在战后再次回到南非。
邓特的探索，导致许多多肉植物新品种传入欧洲，其中一些植物被他的旧工作地址——拉莫托纳植物园收集。他的继承者埃文·伯格（Alwin Berger），一位植物学作家，利用这些新的标本作为参考，目标是为主要的多肉植物编写一本图鉴。他最开始的三个小卷中有一个专门记述日中花属，也描述了1874年曾被错误命名的的富贵玉（M. hookeri）和1908年的曲玉（M. pseudotruncatella）。
鲁道夫·马洛斯（Rudolf Marloth）也是一位致力于该属物种研究的科学家，他在1909年4月于南非科考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石花。 于1910年将其命名为大内玉（M. optica），并继续撰写纪念性作品《南非植物志》，在1913年至1932年之间共出版了6卷。下图为他所绘制的生石花于南非栖息状态图。马洛斯对日中花属植物的“拟态”现象十分感兴趣，因此他也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。
植物学家尼古拉斯·爱德华·布朗（Nicholas Edward Brown，简称N.E.Br）是生石花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其手中掌握着大量多肉植物资源。他于1912年命名了紫勋（M. lesliei），1914年命名微纹玉（M. fulviceps），同年退休后决定将生石花从日中花属中独立，并在1920年命名茧形玉（M. marmorata），1922年命名碧琉璃（M. localis）。布朗认为，种子是把科属细分的关键要素之一，所以他在分类过程中细致观察、对比了不同日中花的种子结构。
布朗于20世纪初（具体年代不详）创立了正式的生石花属（Lithops），其属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：“lithos”——石头，和“ops”——脸部。该属下的第一个新物种，是于1922年被布朗命名的琥珀玉（L. bella，但已被废除）。
当布朗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，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科学家喀斯塔·施万特（Gustav Schwantes），也在试图拆分日中花属。两名植物学家的意见分歧，致使他们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竞争，常在各种学术出版物中互相攻击，反驳对方的论点。
施万特为此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创伤，有一天他在伦敦街头，恰巧路过布朗的居所，本想要敲门问好，但是猜到布朗一定会极度的不友善，于是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二人就此也从未谋面。
施万特研究时用到的植物，大都由库尔特·邓特向他提供，所以施万特也曾在他的著作中公开赞扬邓特，两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的很不错。在1925年，施万特新命名了6个新物种：古典玉（M. francisci）、寿丽玉（M. julii）、M. eberlanzii、M. lericheanum、留蝶玉（M. ruschiorum）和碧赐玉（M. vallis-mariae）。由于当时布朗成立的生石花属并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，所以命名的物种还是以Mesembryanthemum开头，但末尾用括号标注了Lithops。
女植物学家玛格丽特·路易莎·波卢斯（Margaret Louisa Bolus，简称L.Bolus）也是生石花的重要研究者之一，她在开普敦的博洛斯植物标本馆工作。波卢斯本人对日中花属的分类界定与布朗和施万特的分完全不同。这使得生石花属的争议变得更大，她也因此不得不加入了布朗和施万特的辩论中。三人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说服对方，直到布朗于1934年去世，他在1927年命名了他最后的生石花属物种福来玉（L. fulleri，已重命名为Lithops julii ssp. fulleri）。波卢斯则继续研究生石花属，这位女科学家繁忙的一生中大约有60年时间都在与番杏科的植物打交道。波卢斯于1970年，以90岁高龄逝世。
莫里茨·邓特于1935年67岁时返回德国，描述了他在西南非的所见所闻，包括在1929年，他发现的极其罕见的红大内玉（L. optica var. rubra），也证实了红大内玉并非一个栽培品种。16年后，邓特于1945年去世。
在此之后，生石花属的物种数量急剧增加，1946年G.C.Nel记述了50种植物，1957年施万特又命名了68种，1960年植物学家H. Jacobsen新增了80种。种类增加如此之快，除了新物种发现外，其大多是分类上的变动，如将亚种、变种升级为种所致。
【科尔夫妇】
1954年，戴斯蒙德·T·科尔（Desmond. T. Cole），一位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，在一个花店意外地遇见了生石花，这些形态奇特，色彩多变的植物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戴斯蒙德便立刻投入了对该属的研究，阅览了众多文献资料，为他收集的物种一一确定学名。他于1961年结识了植物学家海博杜立克·德·波尔（Hebdrik de Boer）。
在50年间，戴斯蒙德和他的妻子劳丽英·科尔（Naureen Cole）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来研究生石花。他们曾多次到世界各地旅行，在南非内部进行考察，都是为了寻找更多关于生石花的文献和标本。据统计，这对夫妇曾在超过450个生石花原栖息地进行科考。在每个栖息地，他们都会采集植株、种子、石砾和土壤样本，并带回实验基地进行分析。[2] 两人于1973年在津巴布韦多肉植物学会会刊《Excelsa》上发表了《Lithops: A checklist and index》，将生石花“物种”一级数量减少到40种左右，2001年和2005年N. A. Cole编写的生石花属分种检索表中，列举的种类都是37种。
科尔夫妇的分类得了到全世界的普遍认可。他们分类的依据首先是花色，除了朝贡玉（Lithops verruculosa）因花色变化大，自成一族外。其余生石花按花色归纳成四类：黄、白、黄花白心、白花带红晕。其他分类依据还有叶形、叶面透明与否、叶色、叶面的花纹与颜色等。
多年来，科尔夫妇将他们采集标本的资料汇编成《Lithops locality data》出版，生石花爱好者熟悉的科尔编号也在其中。这对夫妇不断补充内容，编号也不断增加。1981年（C001-C357），1986年（C001-C381），1988年（C001-C392），2002年（C001-C400），2005年（C001-C406），2010年（C001-C416）。科尔编号就是生石花标本采集号，对了解生石花的分类和分布等具有重大意义。世界各地生石花属种苗商在出售生石花时，均在目录上标明科尔编号，以便于爱好者参考。
科尔夫妇的分类除了37种外，还有亚种和变种52个（2005），这些都能在科尔编号中找到位置；另外，通常认为的品种，如红大内玉、红菊水玉（Lithops meyeri ‘Hammer ruby’）并不是栽培中产生的，在原产地有分布，因此有科尔编号。而大多数编号仅仅是不同产地采集的同一个种的标本。距离相差大的种在形态和习性上会有差异。但科尔编号中没有原产地的物种是翠娥（L. steineckeana，C388），常被认为是属间物种杂交的产物。
科尔夫妇一生中最知名的作品是被誉为“生石花宝典”的《Lithops: Flowering Stones》（《生石花属：绽放花朵的石头》）。二人除了对生石花进行分类研究，还将采集到的种子送给世界各地的植物园或私人收藏者。生石花之所以能广泛传播，绝大部分都是由科尔夫妇作出的贡献。
